奸邪谱系的真正起源，在于两个史学项目的同时进行，一个是官方项目，另一个是非官方项目。至于第一个项目，直到修完所有的实录、李焘于1168年接手史馆，史馆才在编修1067-1127年的官方国史方面取得进展。1186年，《四朝国史》（包括神宗朝、哲宗朝、徽宗朝、钦宗朝）最终完成。虽然这部作品并未存世，但实录中北宋四大“奸臣”蔡确、吕惠卿、章惇、曾布的传记保存下来；将其与《东都事略》（1187年）中这些人的传记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东都事略·奸臣传》与亡佚的《四朝国史》（1186年）中的那些人物传记密切相关。早期实录中的传记叙事相对中立，但《东都事略·奸臣传》已经显示出对相关文本的大幅改动，以增强这些人“奸”的特征，其中几人的传记与《宋史》中的相关传记内容基本相同。这表明，这些传记——以及《蔡京传》——最初的“渲染”发生在1168-1186年，很可能是在李焘监修国史时进行的。因此，尽管1125年元祐主政者获得最初平反，开始了最终决定这些新法权要负面政治角色的过程，但从文本上看，这些人被确定为负面历史角色——这将成为奸邪谱系的第一步——与孝宗时期道学的兴起是同步的。

在同一时期，朱熹开始了一场高度非官方的，但最终成功的运动，以塑造秦桧的历史遗产。1165年六月，秦桧死后仅十年，朱熹为《戊午谠议》写序。在该书中，朱熹的密友魏掞之（1116-1173年）整理了和议（秦桧在1138年和1141年与金朝签订）反对者撰写的文献。1147年，赵鼎的家人觉得必须销毁赵鼎的个人文件，不让秦桧获得这些文件并利用它们来进一步处置赵鼎的关系网，当时魏掞之就在现场。1161年金朝攻宋，此举违背了宋金和议，并为过去和现在的和议反对者打开了政治大门，魏掞之很可能有意将《戊午谠议》作为对金人南下的回应。经过几场零星和无关痛痒的交战，南宋朝廷通过谈判与金人达成了新的和议，其条款于1165年春天宣布，仅在朱熹为《戊午谠议》写序的短短数月前。

朱熹哀叹1138年“谠议”喷涌与官员们对12世纪60年代早期危机不温不火的反应之间的反差：1163年廷议期间，只有两名官员，即张阐（1091-1164年）和胡铨（1102-1180年）主张继续抵抗，而不是接受与金人再次和议。朱熹将这种对和议的默许解释为国家道德上的失败，并将历史责任直接推到秦桧身上——秦桧达成早期宋金和议的阴谋蒙蔽了高宗，摧毁了宋朝官场进行抵抗的道德决心：呜呼！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者，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终则挟虏势以要君，使人伦不明，人心不正。为了支持这一过于笼统的谴责，朱熹描摹的中兴历史充满了想象且极为夸张：在秦桧于1131年从北方归来之前，高宗不仅领导着一支致力于收复北方失地的团结的官僚队伍，还统帅着一支对敌作战屡创佳绩的军队。此时，王朝中兴已经“十八九成矣”。作为金朝的代理人，秦桧破坏了高宗君臣上下一心，收复北方失地的机会就这样白白丧失了。

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到三十年，朱熹写作此文，他可能没有期望很多人会接受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兴历史版本。朱熹的序是写给一小撮志趣相投的读者的，他知道这些人会赞同他的观点。随着个人仕途的发展，朱熹对秦桧所起的历史作用及其给南宋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立场变得日趋尖锐和公开。1182年八月，朱熹在永嘉县学公开拆除了秦桧的祠堂，并在移文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重复了他之前对秦桧的谴责。朱熹为遭受秦桧迫害之人撰写墓志铭并为他们的作品写序，生动详细地描述了受害者所遭受的迫害。《朱子语类》中有许多段落揭示了朱熹对秦桧负面形象的渲染，而且朱熹在对话人进行尖锐质疑时做了自我辩护。《朱子语类》中的这些对话表明，朱熹对秦桧的看法比当时人们对秦桧的共识要负面得多。他多次含沙射影地称秦桧要谋害高宗以谋朝篡位。例如，高宗在靴子里藏着一把匕首，以防备秦桧可能的暗杀企图，《朱子语类》就是这个故事的文本来源。最后，《朱子语类》卷131中关于秦桧的最后一个条目正式称他为“小人”。在1188年（高宗驾崩后一年，孝宗退位前一年）的著名觐见中，朱熹谴责秦桧任用顺从且贪腐的“吏”，这些人不仅对他篡夺皇权无动于衷，还告发那些反抗秦桧的人。朱熹暗示，这种治国风格一直延续到当下。

现存史料表明，朱熹塑造秦桧历史形象的努力在12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影响到官方史学。有学者认为，现存的两种高宗早期史书《中兴小历》和新近发现的《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是熊克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不过，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这两部著作并不相同：前者确实是由熊克在12世纪80年代后期编撰的，而后者则是由学士院编撰的，以供光宗（1189-1194年在位）在经筵上使用。前者更详尽地描述了秦桧与高宗的交流内容，后者则经常删节这方面的内容。例如，1142年七月，高宗详细评论了地方长官进呈的各种法律问题。秦桧回答道，高宗重视这些细节，确保了中兴的成功。后来，史学家们以秦桧之子秦熺在《日历》中插入的这些文字不过是空洞的阿谀奉承之语为由，将其删除。官方记录后来删除了这些文字，改变了高宗和秦桧作为中兴合伙人的历史形象，把中兴成功的全部功劳都归于高宗，而让秦桧背负起失败的全部责任。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道学辞令侵蚀了宋朝君主政体现行的皇家辞令，并最终将其抛弃。李心传通过在《要录》中大幅删减官方文献，掩饰了朝廷推崇秦桧的辞令。例如，在1139年七月的廷议中，高宗评论道，如果朝廷能够区分君子和小人，那么“治道无不成矣”。秦桧等人都“窃叹”高宗的计划“切见立政用人为帝王之先务”。他们说：“盖尧、舜、禹、汤、文、武之治何以出此？”熊克的《中兴小历》详细记录了这次君臣之间的交流，《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删除了“高宗的计划”之后的所有内容，而李心传的《要录》则只保留高宗的评论，完全删除了秦桧对高宗的人事政策与尧舜的人事政策的类比。这些例子充分证明，道学的发展如何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价秦桧的历史角色。这一转变发生在1187年高宗驾崩与1208年史弥远上台主持新政的二十年间。最后，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李心传是如何利用非官方史料来强化《要录》中秦桧的负面特征的。

从《宋史·秦桧传》的演变过程中，我们能搜集到的仅有信息也强调了这个时期是他形成“奸臣”这一终极历史形象的转折点。第一部秦桧官方传记应该见于《高宗日历》（完成于1176年）。这一传记肯定正面描绘了秦桧，而且在1202年的《高宗实录》中可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不过，在1195-1200年进呈给朝廷的《中兴遗史》和《中兴姓氏录》等私人编撰的著作中都有秦桧的负面传记，后者甚至可能已经把秦桧划入“奸邪”人物之列。众所周知，《中兴四朝国史》的传记部分从未完成，因而也从未正式进呈朝廷。然而，现存的出自《国史·秦桧传》的至少两段引文（一段来自1241年，另一段来自1246年）表明，李心传和其他13世纪史官已经开始在秦桧的官方传记草稿里加入这些私史中的负面材料。

尽管朱熹在妖魔化秦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促成奸邪谱系建构的关键事件是1194年皇位继承带来的政治余波——奸相继任，其传记构成了《宋史·奸臣传》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宰相赵汝愚是士人治国的关键倡导者，是1180年《总类国朝会要》的发起人，1186年时他编纂了《皇朝诸臣奏议》。1194年，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通力合作，左右了宁宗的继位。随后的分歧导致赵汝愚在1195年二月被罢相，次年赵汝愚去世，韩侂胄的地位随之上升，直到1207年遭刺杀，韩侂胄一直是事实上的独相。从1196年八月开始，韩侂胄政府对赵汝愚政治上的盟友实施了党禁，史称“庆元党禁”。党禁一直持续到1202年二月，在此期间，共有59名官员被禁止为官。

虽然被冠以打击“伪学”之名，但党禁针对的是那些攻击过韩侂胄及其政治盟友的官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尽管不是全部）是道学的支持者，而赵汝愚曾在1194年试图将道学引入新政府。新皇帝的年号“庆元”，将庆历和元祐的第一个字合在一起，从而宣告了他们想要恢复北宋这些时代的政治价值。因此，韩侂胄的党禁加强了庆元党人追溯其政治根源到北宋这些时期的倾向，并把他们自己在韩侂胄手下遭受的党禁迫害，视为徽宗朝早期蔡京当权期间对元祐主政者实行党禁的循环重复。

（本文摘自蔡涵墨著《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刘云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